1937年9月，为纪念秋收起义十周年，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驻地专门召集参加1927年秋收起义后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尚存的部分同志合影。后排右二为胡金魁。

　　说起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又名《西行漫记》），人们并不陌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一部打破国民党十年新闻封锁的报告文学著作，它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历史的天空，从此封锁于陕北高原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始走向世界。而斯诺本人也因此与中国人民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中美友好关系的“报春燕子”和享誉世界的“记者之王”。

　　在《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书前插页第27页上有这样一幅标注人名为“傅锦魁”的红军干部照片——灿烂的阳光下，身材挺拔的他，身穿整洁的红军干部服，腰扎武装皮带，英俊的脸庞上露出浅浅的笑意，干净的头发向后整齐地梳起，潇洒精干，充满活力，俨然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这张照片最早发表于美国《生活》杂志1937年2月号。几十年来，《红星照耀中国》经过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并出现了多种译本，总印数早已超过千万册。“傅锦魁”这个红军干部到底是何许人也，很少有人关心过，而对广大读者来说始终是一个谜。

　　其实，“傅锦魁”的真名叫胡金魁。因为他浓重的江西口音，斯诺1937年在《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英文原著中将他的名字误拼作“Fu Chinkuei”，导致从1938年2月上海复社版《西行漫记》出版以来至今，各种中文译本（董乐山译的《西行漫记》译本包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以及李方准和梁民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都以讹传讹，误将胡金魁译成了“傅锦魁”。

　　长征抵达陕北，任西北办事处外交部招待所所长

　　1937年9月，为纪念秋收起义十周年，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驻地专门召集参加1927年秋收起义后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尚存的部分同志合影。照片冲洗时，毛泽东专门在这张合影的上方亲笔题写了两行字：“一九二七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一九三七，九月，于延安城。”参加这次合影的共有18个人，前排坐地上的左起依次为：赖传珠、张宗逊、孙开楚、赖毅、谭冠三、胡友才；后排站立者左起依次为杨立三、陈伯钧、毛泽东、龙开富、周昆、谭希林、罗荣桓、谭政、刘型、杨梅生、胡金魁和贺子珍。毛泽东站在后排左侧第三位。他的夫人贺子珍站在后排右侧第一位。站在贺子珍身边的就是胡金魁。

　　胡金魁，原名胡贵昌，祖籍江西新余，1906年12月4日生于江西省峡江县戈坪乡流源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因为家境寒苦，他从5岁开始就帮助父亲在田间干农活，12岁时随哥哥胡福昌（红军烈士，1930年牺牲）到吉安学徒做工。1924年，他积极组织参加赤色工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时任吉安缝纫工会副委员长的胡金魁号召、组织工人，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1933年3月，胡金魁被任命为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科员，后升任保卫局副科长、科长。1934年10月，胡金魁随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参加了长征。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下设七部一局和最高法院。1936年1月26日，增设外交部，下设交际处。胡金魁调任外交部交际处工作。此时的外交部部长由博古兼任，工作实际上由周恩来主持，胡金魁任外交部招待所（对外称交际处）所长。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在这个岗位上，他陪同斯诺一起揭开了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

　　毛泽东告诉胡金魁要让斯诺感到“宾至如归”

　　经过近十年封锁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斯诺没有到达陕北之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当时国民党把共产党和红军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的土匪”“只知道烧杀抢掠、共产共妻，四处散布谣言迷惑人民大众”。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把真相告诉全世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通过各种渠道向外界宣传中共和红军的纲领、路线和主张。正如海伦·斯诺所言：“毛泽东懂得笔杆子的威力，希望找到一个可信赖的外国人，来记下和发表事实真相。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任何其他的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休想在书刊上讲出真话。”因此，探访红色中国成了“全世界等待了9年的头号新闻”。

　　1936年6月，经宋庆龄的帮助和推荐，时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编辑的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每日先驱论坛报》和兰登出版社的邀约和资助下，开始了自己“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的历史之旅。他把探访红色中国的旅程形容是“跨越雷池”。与斯诺同行的还有年轻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博士（即马海德）。

　　7月13日，斯诺抵达苏区前敌指挥部安塞县白家坪。在这里，周恩来亲自为斯诺拟定了一张为期92天的考察苏区日程表，并接受了斯诺的采访。按照周恩来的安排，胡金魁作为外交部的专使与保卫局干部李长林一起，陪同斯诺前往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陕北保安（今陕西志丹县），住进了提前给他准备好的外交部招待所。当天傍晚，毛泽东就来这里接见了他。这是一间坐北朝南的房子，阳光充足，挂着当地罕见的洁白的新窗帘。斯诺对此十分满意。

　　在招待所，胡金魁和斯诺经常聊天。斯诺是1928年7月化装成甲板工人以偷渡的方式来中国上海“撞大运”的，本想只待6个星期的他，却从此爱上了中国，后来一住就是13年。第一次和外国人接触，胡金魁担心自己因为言语不通难以接待好，让他没想到的是，斯诺不仅会讲一口流畅的中国普通话，而且还懂得不少上海地方方言。胡金魁说：“他很善于和周围的人交朋友，一有空他就主动向我问长问短。当他了解我的文化程度很低时，便自告奋勇当我的老师，教我识字学文化；我认识的英文字母和用英文的自我签名，都是他教会的。”

　　7月16日，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斯诺进行了第一次会谈。随后，两人就抗日战争问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政策问题进行了数次畅谈。在保安，除了采访毛泽东，斯诺还先后采访了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张闻天、陆定一、李克农、杨尚昆等中共领导和红军干部，还采访了他想采访的任何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红小鬼”。

　　斯诺在保安的生活全由胡金魁负责保障。那时红军的“外宾”极为少见，斯诺自然成为胡金魁最尊贵的客人。除了安排好斯诺的住宿之外，他还要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周密安排好斯诺的饮食，每天都要给他调剂小米粥、烤馒头、炒鸡蛋，尽量花样翻新，让毛主席的这个“外国客人”吃得有滋有味。胡金魁回忆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每天给他安排小米稀饭、烤馒头、炒鸡蛋一类的食物，他总是吃得津津有味，还高兴地告诉我，他的体重增加了不少。”但那时红军的生活条件毕竟有限，斯诺后来回忆说：“我每天看到千篇一律的伙食就生厌，但并不妨碍我狼吞虎咽，食量之大使我有些不好意思。他们对我作了让步，用保麸面做馒头给我吃，这种馒头烤着吃也不错，有时我也吃到猪肉和烤羊肉串。除此之外，我就以吃小米为主，轮流吃煮的、炒的、烤的，或倒过来又吃烤的、炒的、煮的。白菜很多，还有辣椒、葱头、青豆。我极想咖啡、黄油、白糖、牛奶、鸡蛋等许多东西，可是我只能继续吃小米。”

　　在采访了众多高级将领和红军干部战士之后，斯诺希望毛泽东向他讲述自己的革命历程和人生传记，并“交给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要他回答”。但毛泽东认为他“个人是不关重要的”，没有同意。斯诺想毛泽东讲述他的自传是非常不容易的，两个人好像是在捉迷藏一样。最后，毛泽东建议他先到宁夏红军的前线去采访。当时那里有国民党军队包括马鸿逵的20万大军与红军对峙，战斗十分频繁。但斯诺还是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临行前，毛泽东嘱咐胡金魁：一定要搞好生活饮食，吃饱吃好，务必使客人感到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同时还要从各方面尽量满足斯诺的采访要求，帮助他解决困难，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保证一路平安愉快。

　　在红军前线，胡金魁和斯诺“成了很好的朋友”

　　1936年8月下旬，胡金魁陪同斯诺出发了。同行的还有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吴亮平（即吴黎平），后来王汝梅（即黄华，燕京大学学生）也加入进来。

　　一路上，胡金魁、李长林陪同斯诺骑马西行，不受任何限制地采访了红军将领、士兵和农民群众。在农民家里，斯诺感受到了中国农民的朴实和殷勤好客，他们住在茅屋中，睡在土炕上。采访中，斯诺发现，农民看到他这个“洋鬼子”时，不仅腾出干净的屋子让他居住，热情地杀鸡招待他，并拒绝收钱。同时，他还看到胡金魁严格遵守红军纪律，吃饭、买东西都主动付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陕北苏区工业中心所在地吴起镇，斯诺参观了红军的兵工厂和红军阅览室“列宁室”。他和红军指挥员对弈，与红军战士打乒乓球，还一起参加游戏，输了也要表演节目，唱胡金魁刚刚教会他的歌曲：“鸡娃子叫，狗娃子咬，当红军哥哥你回来了……”他的外国腔调让“红小鬼”们笑得前俯后仰，掌声雷动。

　　在前往宁夏预旺堡红军前线采访途中，斯诺忽然打起了“退堂鼓”。在访问吴起镇后的一天中午，当斯诺了解到蒋介石即将对苏区发动一次进攻，于是产生了到兵力强的国民党占领区那一方做新闻报道的打算。吴亮平劝他说：“你不去我们红军的前线，你会后悔的！你这次采访也是不完整的。”胡金魁听说后，非常生气，以激将法的语气对斯诺大声吼道：“你这个帝国主义分子，我早就怀疑你没安好心，你现在就给我走！我一人去前线。”胡金魁一生气，反倒让斯诺不好意思了，安慰说：“胡同志，走！带我去前线！”

　　后来，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第七篇《去前线的路上》的第一节《同红色农民谈话》中写道：“我当时是同傅锦魁（即胡金魁）一起旅行，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由外交部派来陪我上前线。像在后方的所有共产党一样，傅因有机会到前线的部队里去而很高兴，把我看成是天赐给他的良机。同时，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整个旅行公开抱怀疑态度。但是，在一切方面，他总是乐意帮忙的，因此后来没有等到旅行结束，我们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从保安出发两个星期，走了两百公里，他们终于来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宁夏预旺堡了。在这里，斯诺采访了彭德怀、李富春、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陈赓、张爱萍、杨成武、杨得志、萧华等著名红军将领。陪同斯诺在红军前线采访，给胡金魁留下了美好难忘的人生回忆。他说：“大西北的夜空是很清新的，因此，斯诺特别喜欢露宿。在星光下，他常常和我们畅谈到深夜，而且总是谈得那样的诙谐、乐观。记得有一次，当他谈到他来苏区采访时，国民党造谣，说到苏区去找共产党是要‘剥猪猡’（即杀害之意）时，他乐哈哈地告诉我：我倒真感到了‘游子如归’，自由无束哩！一路上，你们怕我喂了狼，夜夜陪我露宿。我这个‘外国佬’一点也不孤独，不寂寞，更不必担心‘剥猪猡’。”在访问之余，斯诺还经常给胡金魁讲一些风趣幽默的外国故事。

　　有一次，一个枯瘦如柴的老农民向斯诺发牢骚说：“红军来了买不到东西。”胡金魁便问他：“是不是买不到鸦片了呢？”老头点点头。胡金魁又说：“红军来了，鸦片买不到了。但是，村里合作社的日用百货都有吧？”这个被罂粟花果汁毒害了的瘦老头，无可奈何地掉头走了。见此情景，斯诺高兴地夸奖胡金魁说：“你把他打败了！”还有一次，他们看到一队少年押着两个被俘的民团匪首，斯诺就问胡金魁：“他们是不是要被枪毙了？”胡金魁摇摇头说：“我们不杀俘虏的民团，我们教育他们，给他们悔过改新的机会，他们许多人后来成了很好的红军战士。”

　　在红军前线的采访，斯诺懂得了红军的优越性在于统帅部完全有能力训练麾下的人才，锻造其政治信念、军事纪律和制胜意志，“是战斗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唯一一方”，而且红军“有一样东西是白军没法效仿的，就是他们的‘革命觉悟’，那是他们维系斗志的主要支柱”，“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有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

　　斯诺告诉胡金魁，他找到了“东方魅力”的故乡

　　回到保安，斯诺又住进外交部招待所，生活依然由胡金魁负责安排照顾。经过近两个月来的采访，斯诺感到所收集的材料可以编一本“红色中国名人录”了，但还是缺少毛泽东的传记材料。10月8日前后，胡金魁带来了毛泽东邀请斯诺前去谈话的消息。毛泽东兑现了他的诺言。随后，他一连花了十几个晚上在自己窑洞那昏黄的烛光下向斯诺讲述了他的“自传”和长征。

　　从1937年7月开始至10月，斯诺笔录的《毛泽东自传》在美国ASIA（《亚细亚》）月刊以连载的方式发表，同年8月经上海复旦大学《文摘》杂志主编孙寒冰介绍，由青年学生汪衡翻译为中文，同样以连载形式刊载。同年11月1日，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了《毛泽东自传》中文版，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毛泽东自传》单行本图书。斯诺又将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为题收入《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最早由英国格兰茨出版公司于1937年10月出版。2001年，笔者有幸重新校注再版了这部被誉为“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奇迹”的《毛泽东自传》，成为目前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共领袖的唯一自传，深受读者喜爱。

　　在保安，斯诺参观了红军大学、红军剧社，观看了红军战士和“红小鬼”们的演出。他还采访了博古、林彪、蔡树藩、罗炳辉、张爱萍、耿飚、伍修权等红军高级将领，和他们一起打篮球、打网球、打桥牌，一起用可可粉制作咖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胡金魁回忆说：“斯诺带的东西很多，有好几部照相机，大量的胶卷，许多必用的书报杂志和笔记本，一共有几麻袋，我们专备一匹马驮这些东西。采访中，他自己累得满头大汗，却经常翘起大拇指夸奖我们为他分担了重任；我们当然更是感谢他远涉重洋、不辞劳苦到大西北来采访，宣传红色中国，介绍中国共产主义革命。”

　　在斯诺眼里，胡金魁“具有大学毕业生的文雅、沉着风度，但他却是一个完全自学，或者说是由红军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为人幽默、有耐性、机警和勇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四五年前，他还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工厂工人。”（这段文字摘自《斯诺眼中的中国》的《一个“红小鬼”的成长》一节，由斯诺第二任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编著，中文版由王恩光等翻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显然，斯诺对胡金魁这个“红小鬼”的人生成长和革命历程，感到十分的惊讶和佩服。其实，那时胡金魁正是而立之年，已经从“红小鬼”成长为镇定自若的第一代红军外交官了。

　　朝夕相处了两个多月，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还留下了他和胡金魁、李长林三人一起骑马的合影。斯诺告诉胡金魁，他在红色中国的采访，是找到了“东方魅力”的故乡。1936年10月底，斯诺结束了在陕北的采访，胡金魁为他送行。他们在洛川依依惜别。告别时，斯诺请胡金魁在他的笔记本上签下了他教的英文签名，还送给胡金魁一只圆形挂、座两用表和一只派克钢笔。胡金魁说啥也不肯收下。斯诺说：“这两件东西对你学习、工作都有用，你一定得收下，我一到那边（指国民党统治区）就会有的。”胡金魁非常感动，收下了两件珍贵的礼物，一直珍藏着，陪伴着他走过了难忘的战争岁月。

　　守口如瓶的秘密是胡金魁一生难忘的回忆

　　负责接待并陪同斯诺访问红色中国的往事，是胡金魁人生最难忘的记忆，也是他在陕北完成的一件重大政治任务。对此，他一辈子始终守口如瓶，即使在子女面前也从不谈及。1979年，《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西行漫记》在中国出版后，将他的名字译作“傅锦魁”，他也从未向任何部门提出任何意见。直到后来各种史料陆续公开，子女们才知道父亲接待和全程陪同斯诺的往事。而当孩子们向父亲求证时，胡金魁淡淡地说道：“书中将外交部公开了，当年我们说好的，对外要保密，只说是招待处的呀！”然后，依然缄默不语。

　　1982年春，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斯诺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来访的斯诺第二任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与重病中的胡金魁愉快地见了面。后来，病榻上的胡金魁在夫人杨湘君帮助下整理了《我和斯诺》《斯诺和红军》《斯诺前来寻找东方魅力》等回忆文章，发表在《长江日报》等报刊上。

　　与斯诺同去陕北访问、后来加入中国国籍的马海德，与胡金魁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83年，马海德在一次会议上，兴奋地用拳头“砸”向一位采访他的女记者胡苏娅的肩膀，激动地说：“刚刚你还在采访我对麻风病的看法，我才听摄影记者介绍，原来你就是胡金魁的女儿？太好了！你知道当年在延安的‘老外’都在打听你爸爸的消息吗？我们找他找得好辛苦。初到延安陪同我们的第一位共产党人就是他，他是那么地让人怀念……”

　　原来，完成陪同斯诺、马海德访问陕北的任务后，胡金魁奉命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陕西洛川、三原联络站站长，负责做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部队的统战工作。不久，胡金魁随周恩来亲历了西安事变的处理。西安事变后，胡金魁又回到外交部。1937年1月，胡金魁任中央外交部招待处（交际处、外事处）处长，接待了许多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著名人士和爱泼斯坦、海伦·斯诺、史沫特莱、柯棣华等众多国际友人，成为中共外交战线早期外交官。新中国成立后，李一氓、张执一、陈楚、史梓铭、谢甫生等多位党和国家外事外交战线上的老人曾到武汉胡金魁家中看望、拜访，称他是“外交界的元老”。

　　新中国成立后，胡金魁主要从事金融和统一战线工作，先后任中南局统战部秘书长、副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统战部长、政协副主席，全国第三、五届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副主任等职，其间有多次机会调任中央或国家机关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他均主动放弃，在地方一干就是32年。1982年7月23日，胡金魁在武昌逝世，终年76岁。

　　来源 中华读书报

　　编辑 鲁媛

　　二审 刘诗雅

　　三审 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