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隋两代赋役制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重农抑商政策造就了倾斜的赋税结构；奢靡残暴导致了苛重的徭役等。这种相似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虽然纯属偶然，但从统治者崇尚重农抑商且赋役无度这一点看，又是必然的。它反映了封建朝代赋役的一种共性。

　　披览史书，会发现秦隋两代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两代都是久经战乱而归于统一的；统治时间都不长（秦自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7年，享国14年；隋自公元581年至公元618年，享国37年）；都仅传二帝（秦始皇、秦二世；隋文帝、隋炀帝），且二世皇帝都奢靡残暴，最终被农民起义所灭，等等。除此之外，两代的赋税和徭役制度也有着极其相似之处。“读史使人明鉴”，通过两代赋役制度的对比分析，抑或会寻出其相同点背后所掩盖的历史规律。

　　一、重农抑商政策造就了倾斜的赋税结构

　　健全完善的赋税结构，应是随着农工商各业的发展而设置相应的税种，相互配合，涵盖尽可能多的税源，不使税款有所流失，充分发挥赋税聚财敛财和调节经济的作用。而纵观秦隋两代，工商产业不谓不发达，但工商税收却极其单薄简约，赋税的重心移向田赋（农业税），形成了不协调的赋税比例结构。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山东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霸的局面，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秦建国之初，“作制明法”，“治道运用，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因而巩固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在致力于政治改革的同时，秦又着手于检括户口、清理地籍、整顿田赋制度、强化田赋管理。秦代虽规定“百姓当家则力农工”，“节事以时，诸产繁殖”，即要求农工商诸业共同发展，但统治者的指导思想是“上农除末”，“尊奖兼并”，鼓励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地主经济的发展。因此，秦代的赋税制度带有明显的“重农抑商”色彩，把组织收入的重心偏向于农业。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颁布法令“使黔首自实田”，即令有地之人自行呈报占田数额和地亩产量，国家据以按亩征税。这就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废除了奴隶主土地占有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也使田赋交纳成为定制。秦代田赋负担率很重，由于大兴土木、对外用兵以及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所费巨大，于是便重征百姓，史载征收量达到三分之二，同先秦相比，秦代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了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汉书·食货志》）的严重局面，到秦二世时，“赋敛力度”，“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使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

　　公元581年，北周扬坚乘时而起，代周称帝，重建了统一全中国的隋王朝，结束了西晋以来200多年的分裂局面。隋初，在大力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又开始推行均田、检察户口、整顿地籍，并在此基础上实行租调制。租调制规定，每一丁男、中男皆给永业田和露田，共计120亩。每一受田丁男，年纳粟三石，称为一“床”之租；另纳绢或丝一匹、绵三两、布一端、麻三斤，称为“调”。单丁及仆隶，依丁男所课额减半交纳租调；未受地者，不征租调。均田租调之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地占有的矛盾，调动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为隋代财赋丰足提供了来源。据史载，隋初“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贞观政要》），马端临也称“按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文献通考》），可见财赋丰足为前代所未有。

　　然而，秦隋两代的工商税收却极其简约、单薄。秦代工商税，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仅征自山泽产品，如盐、铁等，从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来看，秦代也征过关税，但仅此几种税收，不足以覆盖当时有所发展的工商产业。隋代更是“无（工商）税之国”。盐税历来是封建国家主要的工商税收入，隋初，曾依北周之制，对百姓采自盐池盐井的盐征税，到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帝入新宫。……至是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从此食盐无税，一直到唐开元九年，138年间都无盐税之征，这也是亘古未见的。酒亦如此，隋初曾对酒实行专卖，国家收取垄断利益，在开皇三年食盐免税的同时，又取消酒坊，从此酒也无税。另外，文帝建国后，把矿冶税和入市税予以罢除，于是工商税收趋于绝迹，赋税制度基本上成为单一的土地农业税制形态。

　　秦隋两代之所以形成如此倾斜的赋税结构，似有如下原因：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曾经“以农立国”的民族，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在古代世界居于先进行列，因此重农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传统经济思想。任何一个朝代的建立，都要强调农业的重要地位，古时有所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的极端说法。而为了保证农业的发展，同时又产生了抑制工商业的思想，认为工商业收益大，如不限制，弃农经商的人必然多，“工商众则国贫”，所以主张把工商业限制在狭小的规模内。这种源自先秦墨翟、商鞅、荀况等人，并为大多数思想家所认可的“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思想，对后世历代统治者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它的沿袭和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秦隋两代的统治者，也毫不例外地给自己的赋税思想、赋税政策，赋予了“重农抑商”的基调，只加意于田赋的征收管理，而没把工商税收放在应有的高度去认识。虽然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但对国家的工商岁入，对后来王朝的“传宗接代”，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二、奢靡残暴导致了苛重的徭役

　　徭役是一种力役之征，亦属赋税范畴。秦隋两代统治者在立国之初，尚能体恤民力，轻徭薄赋，但渐渐骄奢淫逸，而置民疾苦于不顾，滥征徭役，尤其以二世皇帝为烈，终至覆灭。

　　秦始皇以武力统一全国后，以为天下已成嬴秦万世不更的家业，于是专力于对外扩张和大兴土木。造宫殿、建皇陵、筑长城、挖运河、修驰道，以及转输粮草等，都征用了大量的民力。据史籍记载：营造阿房宫用70万人；修造骊山始皇陵历时37年，动用70万民力；北筑长城用40万人，屯戍岭南50万人；北防匈奴30万人，仅这几项累计征用劳力近300万人。秦代最无意义且繁重苛刻的徭役当属营造宫殿和修造陵墓。秦代宫殿，累计关中共有宫室300所，关外行宫400多处，其中尤以渭南上林苑中建造的阿房宫规模最大，扰民最甚，前后有70万人为之流尽血汗，耗费的物资则无计其数。秦始皇的骊山陵高五十多丈，周回约五里，掘地极深，灌注铜液以为基础，共征发民工70万人之多。秦代力役之重，达到“三十倍于古”的程度，全国每年约有15%的人服役。在这种无休止、无归期的征发下，造成“丁男被甲，丁女被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的悲惨景象。秦二世即位后，倒行逆施，赋敛无度，以“税民深者为明吏”，继续大兴徭役，修造阿房宫，发民远戍，急政暴虐使百姓困苦不堪，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达到极严重的程度，终因苛民过度，农民揭竿而起而使统治根基彻底崩溃。隋文帝初期，常免徭役，而后期便开始征发民力修仁寿宫、筑长城，损失劳动力为数甚巨。炀帝即位后，更是肆意挥霍资财，摧残民力；造宫殿、凿运河、筑长城；造龙舟巡幸江都，制舰船四方征伐，夜以继日，死亡枕籍。具体地说，第一，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公元605年，炀帝诏令营建东京，每月役丁200万人。又令修显仁宫，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奇珍异宝，以实园囿。炀帝大修宫殿，浪费了国家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第二，为了巡幸江都，在江南大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龙舟上下四层，全用金玉装饰。随行的宫妃、百官、僧道、士兵达数十万人。巡游所经之处，五百里内皆令供奉山珍海味及各种食品，无数民户倾家荡产。第三，多次对外征伐，除大造战船外，还征调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和民夫。隋炀帝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劳民伤财，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形成了“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的悲惨景象。隋炀帝曾以秦皇汉武相自比，然而不但没有成就伟业，反因自己的荒淫残暴、赋役繁重而被勒死。

　　秦隋两代徭役的繁重，完全是统治者骄奢无度，视民如草芥的结果。历代王朝，即使是出现明君贤相的朝代，也都存在徭役苛重的现象，这都是因为统治者奢侈腐化，贪图享乐所致，说到底，是统治者与人民的阶级性质不同才产生了这种阶级压迫。另外，徭役作为一种赋税之征制度的存在，也使封建统治者能名正言顺地滥用民力。经清代摊丁入地的赋役改革后徭役制已基本消灭，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又以兵差形式而沉渣泛起，这说明徭役是阶级对立的产物，是统治人民的工具。只有国家和人民的阶级利益一致，徭役才会真正消失。从秦隋两代的徭役征发中，我们会受到这样的启示：统治阶级只有减轻徭役，爱惜民力，才能长治久安；否则，滥征乱派，重赋苛敛，暴虐奢逸，必然要被推翻，这是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

　　秦隋两代赋役制度的惊人相似，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纯属偶然；但从统治者崇尚重农抑商且赋役无度这一点上看，又是必然的，它反映了封建朝代赋役的一种共性。

来源 国学网

编辑 龙海若

编审 田旻佳 杨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