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经历圣人之手最多，编纂时间最长的一部书。关于《周易》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价值，已故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有一个说法，很值得参考。李先生在为朋友的一部易学著作所写的《序》文中说：“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传承与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必须溯其始源，探其根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学术内涵，即所谓国学。国学的范围也很宽广，不过从历史角度来说，就是我近几年反复在讲的‘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这里我想再加上一句：‘经学的冠冕是易学’。”李先生的话很耐人寻味，也与传统经学视《周易》为众经之首的观点相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易》是中国古代学术核心的核心，没有比它更核心的了。

　　其实，抛开经学，从更广泛的文化视角看，我们还可以透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的一段话来谈《周易》的价值：“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易》说至繁。”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周易》所包含的道理至广至大，无所不包，主流（经学）的不说了，旁及的像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至于道士炼丹等，都可以“援《易》以为说”，也就是都可以用《周易》的理论来加以解释。

　　《周易》本为筮占之书，但三代的筮占，是主流意识形态，是帝王决策的重要参考之一，《尚书·洪范》“稽疑”条目下说得很清楚。西周时期，卜筮掌于史官之手，为天子服务。那个时候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机会。这种情况到了西周末期，尤其是春秋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周天子权威旁落，力量不断削弱，甚至还不及一些大的诸侯。于是在他身边谋职的这些世守之官，开始散落到民间或各个诸侯国，这叫“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办私人教育的。也正是在这一“学术下移”的过程中，《周易》的性质开始不断发生分化。一方面，一些史官继续用《周易》占卜；另一方面，一些史官开始把它作为经典，不占而直接引用其中的卦爻辞，作为分析问题的根据。这后一方面的倾向很值得关注，开了《周易》经典化的先河。也就是说，《周易》这样一部典籍，有卜筮的外衣，又包含丰富的人生智慧，二者在春秋时期开始发生分化，一方面继续被用作卜筮之用，一方面它的人存的智慧，即人文主义的思想也开始渐渐地从卜筮之用中独立出来而受到人们的重视。

　　卜筮与人文思想的进一步分化始于孔子。孔子早年对筮占层面的《周易》不太感兴趣，他曾告诫弟子：“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浅者卜筮之繁。”意思是说，德行差的人才拼命地祭祀，智谋浅的人才拼命地占卜。孔子晚年再读《周易》，发现这部书不单是讲筮占，里边还有“古之遗教”，有“德义”可观，孔子对此进行了发掘。从《易传》和相关的出土材料可知，孔子解释《周易》，主要凸显或者主要是强调《周易》里边的“德义”。至于筮占，虽然没有予以否定，但也没有发挥。这样，在孔子之后《周易》就进一步分化了：一方面筮占的系统逐渐脱离《易》的系统，而更加术数化了；另一方面，儒家知识分子透过《周易》讲哲学，甚至提出“会《易》者不占”的观点。到了汉代，《周易》被立为经，孔门易成了主流，这一点在《汉书·艺文志》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汉书·艺文志》就是汉代见存图书目录分类汇编。在这里面，它把占卜的《易》与人文义理的《易》分开，前者归入“术数”类，后者归入六艺（经学）类。而且在经学中，《周易》还被奉为众经之首，被视为诸经之源，而受到经学家们的重视。

　　经学与术数的关系，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像人文与科技的关系。历史上有一些易学家知识比较丰富，他们既通经学《易》，又通术数《易》，如西汉著名经学家京房就是一例。这就好比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些大哲学家，既是哲学家，又是数学家或者科学家一样，我们不能因为它既是哲学家又是数学家，就把他的数学等同于他的哲学，或者把他的哲学等同于他的数学。同样不能因为京房既懂经学《易》又懂术数《易》，就把京房的术数《易》等同于京房的经学《易》，这一点是需要说明的，因为很多人在这一点上有误解。总之，说《周易》是筮占之书也好，说它是哲学书也好，都有道理，但都不全面，因为它是两个方面都包括着的。重要的是，这两方面在春秋时期开始发生分化，然后各自又独立发展出了不同的知识体系。所以一提到《周易》，很多人，包括一些文化人都会首先想到卖卜算卦。这样是比较可悲的。

　　来源 文摘报

　　编辑 鲁媛

　　二审 刘诗雅

　　三审 闵捷